本文来自于：盛洪 为英国《金融时报》中文网撰稿
一个月前对周永康的审判，以受贿、滥用权力和泄露国家秘密的罪名判处他无期徒刑（上图为周永康在法庭受审的一个场面——编者注）。按现有中国的法律，这显然是极轻的量刑。原因在于，这几个罪名放到一个曾经在十年内执掌全国武装警察，从而把国家安全以致党政中枢的安全集于一身的人身上，就要放大百倍万倍。受贿做什么，泄露什么机密，权力被滥用在什么地方，就不是一般人所能达到的水平。权力和权力是不一样的，决定将建设项目交给谁做和决定杀谁绝不是一回事。据报道，周永康曾与薄熙来约定要“大干一场”，大概不是指唱唱红歌。
一味强调“维稳”是社会和党政安全的真正威胁
更严重的问题是，这样做，并非周永康有多么狡猾，而恰是中国现有的制度结构使然。这种制度结构，就是放着作为社会共识的宪法不用，而要以暴力高压或利益诱导，对在社会冲突的弱势一方进行“维稳”。这显然是一种舍本求末的作法。因为从政治学角度看，暴力和利益这两者，都是靠不住的。汉娜•阿伦特指出，暴力的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其“不可预期性”（“论暴力”，载《共和的危机》，上海人民出版社，2013，第80页）。这不仅指暴力的程度，也是指暴力的方向。至于利益，中国早有《尚书》说，“民心无常，惟惠是怀。”利诱的最致命的缺陷，就是一旦没有利益的资源，“心”就会变，因而利诱带来的稳定不会长久。
更危险的是，因为“维稳”需要暴力，就要借重暴力部门，就要给他们更好的条件，就要向他们让步。这样一来，就会养虎为患。这并不是说，暴力部门的人天生就是“虎”，而是说，当握有暴力资源的人又不受约束的时候，他们的凡人心理承受不了动用这种资源为自己牟利的诱惑，他们的行为就会偏离正常状态。这在古代皇帝的禁卫军的行为中经常能够看到。
在《罗马帝国衰亡史》中，爱德华•吉本说，罗马皇帝建立了“一支强大的禁卫军，随时用来保卫他的人身安全、威吓那些元老、并用以防止或尽快摧毁刚露头的反叛活动。这些士兵都受到特别的优待，工资加倍，而且还享受着许多特权；但由于他们强大威力可能会使罗马人民在万分惊愕之余，同时更感到十分愤怒”（商务印书馆，1997，第98页）。
另一方面，对于皇帝来说，禁卫军“常常也是致命的。…… 长期处在这种由一座富饶城市提供的安逸、奢侈的生活之中，自身具有莫大权力的意识培养了他们的骄横；渐至使他们不可能不感到君王的生死、元老院的权威、公众的财富、帝国的安危实际全都掌握在他们的手中。为了使禁卫军不致沉溺在这危险思想之中，一些最坚强、地位最为稳固的皇帝也不得不恩威并用、赏罚兼施，尽量满足他们的骄纵，争取他们的欢心，对他们的越轨行为一味姑息，用大量赏金以买得他们的完全不可恃的忠诚；这赏金自从克劳狄乌斯一步登天以来，便成为每一个新皇帝继位时不能不支付的合法报酬。”但这仍挡不住禁卫军杀掉皇帝本人，并把皇位当成可以拍卖的资产（第98~101页）。
因而，一味强调“维稳”，借重于暴力部门，反而是社会稳定乃至党政中枢安全的真正威胁。尤其是在“维稳”需求大幅增加却资源不足的情况下，赋予暴力部门“创收”的权力，就会造成对民众的严重侵害。据报道，2003年，四川某县财政只给公安部门五分之一的经费，让他们“创收”的部分相当于全县每个人被罚款20元（财新网，“周永康的三基石：石油、四川、政法”，2014年7月29日）。这种全国普遍的情况只有过局部的改进。
就在周永康同时担任政治局委员和公安部长以后，2003年发布的《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公安工作的决定》（13号文件）强调“维稳”，其制度结果就是各地公安局长升格，进入党政班子，颠倒了与法院和检察院之间的轻重关系。在后来“维稳”人员增加、任务大幅度加重的情况下，“创收”只能越来越多，手段越来越恶劣。“比如受命于地方政府，参与房屋拆迁、经济纠纷等事务，……”（财新网，2014年7月29日）经常造成人命恶案，带来警民之间的进一步对立。
另一方面，周永康和薄熙来所谓“大干一场”，显然意味着对现有党政中枢的政治颠覆，以及对改革开放路线的根本改变，并如前总理温家宝所言，要重演“文化革命”。我们知道，武警部队的一半就是内卫部队，他们本来是负责党政中枢安全的。但是并不是人数越多，待遇越好就越安全；这反而成了周永康日益骄纵的资本和“大干一场”的底气。再说一遍，周永康并不生来就是坏人，他早年也工作努力、表现优秀。只是在偏颇的“维稳”政策取向下，这只虎才被养成养大。
我们发现，提出“维稳”战略的2003年，正是中国经济发展最为顺利的一年。电信市场如日中天，汽车开始大众化时代，房地产市场开始大幅崛起；资源价格稳步回升，但还没有大涨；GDP增长了10%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只上涨了1.2%。这是最不该提出“维稳”的一年。自从提出“维稳”，维稳费用大幅增长。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字，自2007年到2013年，中国公共安全财政支出从3486亿元增长到7786亿元。平均每年增长14%，明显高于GDP的增长。但安全形势却每况愈下。仔细想想，从2003年到现在，社会是更稳定了吗？尤其是这几年，重大恶性事件频频发生，尤其出现多起警察杀人事件。
其中许多不稳定事件正是维稳暴力部门创造出来的，他们的“创收”引起民众的不满和反抗。2012年全国群体性事件十余万起，其一半左右与征地有关（陈光金，“迈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阶段”，载《2013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》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，2013，第13~14页），而因警民冲突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占比高达22.2％（法制网舆情监测中心，2013）。一旦发生事件，政府与暴力部门采取负面应对措施的高达62.2%，包括封锁消息，强硬驱散和逮捕/拘留当事人（法制网舆情监测中心，2013）。这又埋下新一轮不稳定的种子。就这样进入“越维越不稳，越不稳越维”的恶性循环，而使暴力部门“挟维稳以自重”。这正是周永康及其同党获取更多暴力资源和权力的策略。
捍卫和落实宪法才能避免暴力维稳风险
那么，不“维稳”，执政党如何“领导”呢？我们知道，中国理论上是一个人民主权的国家。这意味着，政治权力是以人民的同意为基础的；而人民又包含了各个阶层各个群体，他们之间有时也会有冲突。在十三亿人的社会中如何体现人民主权，就需要有就每个人的权利、公正裁决规则，和政治权力的产生和分布有一个共识，这个共识就是宪法。
对于执政党来说，宪法是实现其“领导”的最重要的基础。执政党的党纲只是它内部的事情，它与整个社会的联结，就只能依赖于宪法。遵循宪法，让民众从心里相信执政党是公正的，比用暴力威吓所带来的表面平静，更能带来真正的稳定。如果丢掉宪法，“领导”的手段就剩下暴力和利益了。我们已经知道，那不可靠。
有人会说，在当今中国，人民主权并没有真正落实，所以执政党也不必认真对待人民的同意，亦即不必认真对待宪法。这是大错。正如汉娜•阿伦特所说，“麦迪逊所谓的‘一切政府都依赖于意见’，这句话不仅适用于民主制，也同样适用于不同形式的君主制。”她更引茹弗内尔的话加以说明：“国王看似孤家寡人，但他比任何其它的政府形式更加需要社会的普遍支持。”（2013，第105页）因此，“人民同意”不只是文本上的文字，也不是政治结构外壳的规定，而且是政治的本质，不是想忽略和否认就可以的。
实际上，中国现有的宪法虽然还不完善，但它包含了中国历史的艰辛，包含了经历人为灾难的巨大成本，包含了人的纠错的努力和智慧。尤其是1982年《宪法》，更总结了“文革”浩劫的历史教训，是为以后中国社会避免同样灾难而提炼的宝贵原则。一个真正的政治家不会看不到宪法给社会、他的政党、以至他自己带来的实际好处。当然这种好处是长远的和全局的。执行和落实宪法，保护宪法所赋予公民的权利，首先对整个社会有利；而社会繁荣和稳定也自然会使执政党在政治上得分。只有那种把自己的当下利益夸张为执政党的整体利益，再把这种被夸张的执政党利益说成是社会的全局利益的人，才会将宪法原则看成是碍手碍脚的条文。
因而对于执政党来说，“惠而不费”、“坐而定也”的执政基础就是宪法；因而捍卫宪法和落实宪法就是避免走向暴力维稳险境的重要举措。捍卫宪法，就是与一切违反、架空和瓦解宪法的行为作斗争。这首先是针对最有能力侵害宪法的政治实体，即行政部门。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强调“依宪治国”，提出“一切违反宪法的行为都必须予以追究和纠正”以后，确实也有一些行动，如在行政部门内部清理和废止违反宪法和上位法的行政文件，据说还安排检察机关介入清理。尽管清理行政审批项目早在朱镕基时期就开始了，但直接将其性质与维护宪法挂钩，也表明了执政党已经非常清楚其战略意义；尽管还是以行政部门自查为主，但大方向已经变得不可动摇。
现在的问题是，有些党政文件不是公开的，甚至被称为是“机密”的，如果包含了违反宪法的内容，是否也应该在清理和废止之例呢？答案不仅是肯定的，而且要加个“更”字。因为如果不清理这些文件，对宪法将会更为致命。
以高瑜案为例。我们撇开技术性细节不谈，仅从战略意义上去考虑。高瑜以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被判刑七年。所谓“国家秘密”，是指中共中央办公厅于2013年印发的《关于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情况的通报》（9号文件），其中提出了广为流传的“七不讲”。其目的是要求在大学中不要讲七个方面的内容。这显然是违反了《宪法》第35条，即表达自由。这并不奇怪，因为在中共强调“依宪治国”之前，党政机关中存在着无视宪法的惯性，当他们制定文件时，也不会考虑是否违反了宪法。这显然是一种失误。
问题是，当这一文件被揭露出来后，却被当作“国家秘密”加以肯定，而将高视为泄密者予以惩罚。这样做似乎没有意识到，这是一错再错，导致了对执政党自身的更沉重的打击。逻辑是，如果某一党政文件是违反宪法的，且又被说成是“国家秘密”，对泄露的人予以重罚，于是人们就会怀疑是否存在其它类似的“国家机密”。既然是“秘密”，既然是“泄露”，意味着这只是巨大机密的很小一部分。人们就可以合理推断，《宪法》的每一条款背后都可能隐藏着一个类似的“国家秘密”，那么整个《宪法》的所有条款都有可能被相应的“国家秘密”所否定。可以说，一个高瑜案，否定了整部《宪法》。我们已经知道，宪法是天下之公器，也是执政之利器，舍此就只能滑到不可预期的暴力维稳轨道上去。这是极为危险的。
显然，在执政党强调“依宪治国”以后，习惯于违宪的各个党政机关并不想随之转变；它们甚至想用实际上的行为惯性，挑战这一战略决策。“七不讲”就是这样一个挑战。中共中央办公厅只是执政党的一个秘书机构，即使在党内，也没有立法权和决定战略方向的权力；但却可以为了掩盖其一个违反中央决定的失误，经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，重判“泄密者”七年。
结果是，为了肯定中共中央办公厅的一个文件，经一个中级法院的判决，却否定了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的决议。这显然违反了任何一个机构，包括执政党本身的组织原则：下级要服从上级，秘书机构要服从权力机构。其制度结果就是，其它秘书机构或下级单位也可以纷纷仿效。如此，违宪行为就变成一种普遍现象，不仅执政党与社会的共识被打破，而且其党内秩序和纪律也荡然无存。
因而，所谓“七不讲”之争，归根结底是执政党在公共治理方面以宪法为基础，还是借重暴力的根本分歧。若要暴力维稳，就要挑战宪法，尤其要挑战《宪法》第35条。它想达到的效果，就是又要暴力侵权，又要鸦雀无声。高瑜案也好，许志永案也好，郭玉闪案和浦志强案也好，其实质就是暴力维稳，就是想借助于司法手段让别人闭嘴。而司法手段，如果缺少《宪法》公正性的支撑，就只剩下报复和恐吓的含义了，也就是暴力的同义语。我们已经知道，对执政党而言，这也是一条危险之路。不仅如此，政府作为提供公共物品的组织，最重要的就是提供公正的裁决；否则就会被认为没有执政的资格。出于报复和恐吓而滥用司法手段，实际上就是对司法公正的否定，也就是在颠覆执政党的执政基础。
当然，执行和维护宪法也并非易事。心理学告诉我们，当一个人懂得换位思考，并能够超越双方，成为中立第三方时，才有提供公正的资格。当然执政者也是凡人，他不可能一碗水端得很平，也会遭到批评。而这正是一种借以知道别人不满的难得信息。因而《宪法》规定的表达自由，不仅对所有公民，也对执政者本身有好处。只是他也有人类弱点，不爱听批评。但是，如果一个人决心要作政治家，挨骂就是必不可少的成本。我们知道美国第二任总统亚当斯和第三任总统杰斐逊是政敌，他们之间的辱骂以至人身攻击到了我们难以接受的程度。即使在君主制下，宋仁宗想提拔宠妃的亲戚，却遭到包拯的严厉批评，回来抱怨“中丞向前说话，直唾我面。”因而政治家又应该是最能克服人类弱点的人，而不是借用权力放大自身人类弱点的。
“七不讲”以及浦志强案，都有一个简单的目的，就是放大不爱听批评的人类弱点。“七不讲”条条都在与中共中央倡导的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”对着干；而浦志强的微博，有些话可能“刺耳”甚至“恶毒”，但比较一下亚当斯和杰斐逊之间的骂战，实在也没什么惊人之处。浦志强的言辞中也有错误的地方，但即使他说的话全都错了，也不应判他有罪。因为如果没有说错话的自由，也就没有所有的表达自由，也就违反了《宪法》第35条。执政者很容易将他不喜欢的批评说成是“错误的”，而以司法以手段加以打压。这样一来，执政者也就享受不到表达自由给自己执政带来的好处。同时在世人眼里，这不是示强，而是示弱，即心理脆弱的宣示。
如果压制批评是为了掩盖错误，这种目的其实也达不到。因为正如魏征所说，“人君居四海之尊，若有亏失，古人以为如日月之蚀，人皆见之。”如果政府没有公正之心，制定错误的制度和政策，民众直接受损，怎能毫无感知。如果认为政府可以通过消灭批评来证明自己政策的正确，只能是掩耳盗铃。对历史中犯的错误也是如此。
最好的方法是承认错误，纠正错误，而不是掩盖错误。事实证明，民众最关心的还是当下。如果执政党能就历史上的错误进行道歉，并表现出纠正错误的勇气，民众还是欢迎的。正如在台湾的国民党对“二二八”事件的道歉赢得了民众的谅解一样。而打压批评本身，就是一个新的错误，它甚至比其掩盖的旧的错误还要严重。
压制批评也是一件费力不讨好的事情。一方面，增加了成本。掩盖执政党前任领导的错误，就相当于把错误的责任拉到自己身上，反而增加自己的政治负资产。要广泛地压制批评，就要借助于党政体系，就要有一个庞大的队伍，而这个体系又会有自己的私利；在周永康和薄熙来没有倒台时，不就是滥用权力打压对自己的批评吗？因而违反宪法的所谓网络控制，就是压制对具体个人批评的借口。最后，对历史错误的忌讳，对批评的压制，正好给了借“维稳”以揽权的人一个题材。二十多年前的历史事件，若不是暴力部门的提醒，我们恐怕早就忘了；而他们之所以不忘，不是因为他们的记性有多好，而是权瘾和钱瘾在发作。在另一方面，以为控制网络就能阻断信息，只是一种幻觉。自从邓小平为中国的开放定调以后，国内外的信息交流什么时候停止过？
最后，关于选择宪法还是暴力，中国古老的政治智慧早有定论，这就是“以德服人”还是“以力服人”之辩。据《吕氏春秋》，赵国赵襄子很会打仗，一个早晨攻下两座城池。人们却发现他独自叹息。问他，他回答说，“夫江河之大也，不过三日；飘风暴雨不终朝，日中不须臾。今赵氏之德行无所施于积，一朝而两城下，亡其及我哉！”意思是说，我的军事能力太强，而德行不够，如何能统治被攻下的城市呢？孔子听说后说，“赵氏其昌乎！”坚持宪法，就是以德服人；坚持暴力维稳，就是以力服人。如果不能如赵襄子那样不为武功所动，周永康案能提醒我们吗？
